作者简介：邹至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总第45辑）。
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金融资本、科学技术、管理技能、进入国外市场的途径以及对中国劳动力的培训。它还加剧了竞争，促使国有企业及其他国内企业提高效率。广州的东方宾馆便是一个例子。在我1980年访问广州时，中国社科院一位工作人员将我安排在东方宾馆，但宾馆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当1986年我再次访问广州时，中国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建议我再次住在东方宾馆，而他曾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把我安排在白天鹅宾馆和中国大酒店。最初我拒绝了他的建议，但他最终说服了我。事实证明，东方宾馆与附近的中国大酒店一样出色，服务、食物和客房条件都很棒。这让我学到了经济学的重要一课——并非所有国有企业都不好。在竞争环境下，如果一家国有企业能够改进管理水平，它同样能具有经济效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香港超过一半的对外投资都流向了中国内地，中国大酒店和白天鹅宾馆就是其中的投资实例。然而外资并不是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我曾指出有三个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高素质且充足的人力资本、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市场制度 (虽然中国的市场制度有不少缺点)以及技术后发优势（即与主要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中国有条件引进了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这些基础因素，中国不可能吸引如此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因为外国资本原可以投资于世界其他地方。正是因为具备这些有利因素，中国才能吸引和利用大量的外国资本。如今，对于不少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者。在这里我们研究这个现象并给予一些解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17-20，中国海外净投资在2006和2007年分别达到了176.34 和 265.06亿美元。要知道中国在2007年末的累计海外净投资才到1179.1亿美元，也就是说，仅2007年一年的净投资额就占到了累计净投资额的22.5%。与此对应，2006和2007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630.21 和 747.68亿美元，其年增长率只有18.6%，远远小于中国海外投资50.3%的增长率。到2007年为止，中国海外投资额是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的35.5%。 从上述趋势来看，我们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比率还会不断上升。中国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可归结为两个原因。其一，国家越来越富裕，有能力为海外投资提供资金。同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09年4月已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低回报率的美国国债，而现在美元贬值的趋势更增加了这部分资产的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寻找其他投资机会，包括海外投资。其二，当前中国人把握海外投资机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更能洞悉全球投资机会。通过不断积累经验以及提升运用和管理海外人力与非人力资源的能力，他们在从事海外投资时更加游刃有余。这里讲的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政府官员进行海外投资不仅仅为追求纯粹的经济回报，中国政府必须保护本国的战略利益，包括控制重要的海外资源，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等。同时在海外投资的中国公民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援助和合作。简言之，如今的政府和私人部门，都能更好地利用外国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目光长远，并能敏锐地捕捉到在他国的经济和政治机遇。中国企业家在寻找投资机会方面也非常明智。此外，中国也能输出熟练和勤劳的中国工人到海外务工。综合起来，海外投资不仅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还增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来自大量的国内生产和出口，还来自对海外的资本和技术转移。中国的海外投资有何趋势？就投资区域而言，2007年中国在亚洲的投资最多，总额达166亿美元。但其中的137亿美元流入香港，而这里面的大部分又被重新投资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06至2007年间，中国对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的投资额均有大幅增加，分别是：新加坡从1.322亿增至3.977亿美元、韩国从0.273亿增至0.567亿美元，越南从0.435亿增至1.109亿美元。2007年中国在欧洲范围内的投资额略高于北美（分别为15.4亿和11.26亿美元），但其增幅却远小于后者（前一期在两地的投资额分别为5.98亿和2.58亿美元）。到2008年底, 约有1,200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开业。从部门来看，2007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外投资投向了采矿业、制造业、运输、贸易和商业服务这五个部门。这表明，中国投资者在所有这些主要投资领域都拥有专业经验。这些经济发展成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这个过程并非都会一帆风顺，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全球化，不少国家施行保护主义,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还特别对中国的崛起深感忧虑。但是我相信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会继续发展，中国的崛起也是必然趋势。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但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并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这也会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外向型经济正在迅猛发展，与之同步的是，高科技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进步也同样表现不俗。与经济发展状况相类似的是：在这些领域中国从只能学习和引进知识转向自主研发以及对外输出知识，并且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进步。首先我要引用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一点。在1988年至1999年期间从事高等教育的全职教师人数一直维持在40万左右，但是这个数字从1998年的40.7万增长到2007年的117万，也就是说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在1998年到2007年期间，去国外深造的留学生数量也从17622人迅速增长到144000人，相当于每年增长26%。同时相应的学成归国人数也从7379人上升到44000人，相当于每年有22%的增长速度。在技术创新方面，2003年到2007年的一些年度数据能够反映出其进展（《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20-38）。2003年至200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分别为1193、1613、1977、2473和2870亿美元，而相应的出口增长就更为迅速，在这五年间分别为1103、1654、2182和3478亿美元。并且同一时段发明专利的数量分别为37154、 49360、 53305、 57786 和 67948件，增长同样十分迅速。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八十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位的。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现任经济系主任谢丹阳还有讲座教授陈松年。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一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这其中的一些高校十分优秀，它们的研究人员中有些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中国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就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在这之后付诸更多努力来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由清华大学姚期智领导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团队。姚期智是清华大学2004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成功招聘的，这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从美国顶尖名校吸引顶级学者的实力。去年我曾经协助组织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论坛，今年也协助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类似的论坛来讨论中国面临的能源、环境和经济政策等问题。在能源、环境科学以及工程学领域，我发现中国也有一些世界级的一流学者，他们都对相关领域的发展做着很大的贡献。在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物理学方面，中国也有一些十分优秀的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进步十分迅速，这样的发展速度我还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第一，一直以来政府都有政策支持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并且中国现在也有相应的财政实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在90年代后期迅猛增长。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国GDP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并且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增加。同时政府还决定进一步增加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些经费被集中分配给了少数国内顶尖的教育研究机构。另外中国的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开始扩大招生规模，这些现象都表明政府有意愿也有财政实力来推动经济学与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第二，中国有很多本土人才和归国人才，他们能够在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国内顶尖学术研究机构的改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在资金方面，社会上也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经济实力的人在帮助建立新的更优秀的研究中心。第三，尽管中国的学术机构仍然存在官僚作风，并且有一些制度也很呆板，但一些学术机构的带头人仍然被赋予很多灵活性。所以说虽然中国的学术体制存在缺陷，但一些学术带头人仍然能够冲破官僚制度并取得成功。我们观察到这一发展中的两个重点。第一，中国的学术机构正在发生的变化主要得益于学术带头人的努力而非政府政策。第二，一旦一些优秀的研究中心开始运作，传播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一个高等教育或研究中心的成功经验可以扩散到其他机构中去。这就像香港科技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坚持高学术标准的态度会扩散到香港的其他大学中去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中国经济与学术的黄金时代将要或者已经到来。当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并欢迎外资进入时，香港在投资方面曾多年处于领先地位。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时，香港又能凭借其有利条件发挥主导作用。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此外，它还具有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以及世界一流的经济贸易办事处，这些都能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进程。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很高，能够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因此，香港能够在中国的外向型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希望香港的朋友们能够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成功发挥你们的作用。
（这是一篇2009年11月1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做的演讲稿，是该院“名家讲府”系列之一，同年同月13日，香港科技大学授予作者工商管理名誉博士学位。翻译助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何泽、缪丽、张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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