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经济学论文也是一种八股，因其有不成文的格式或套路。这个八股的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或有所变化，但“束股”大体是：结论及政策建议。研究者如不能在最后提出一些政策结论或建议，似乎论文的价值也就基本归零了。在一个高度认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学术环境里，欲改变世界而写论文，盼论文发表能改变世界，当然是许多学者的志业，是其工作甚至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在下入此行凡四十年矣，大大小小的论文也发表了一些，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但是，论文提出的种种政策建议是否转化为政策并改变了世界？实在是欲问无门，心中无数。

 当然，这几十年也陆续做了些与现实联系更紧密的地方经济研究，经常接触的是福建，尤其厦漳泉。虽非持续跟踪研究，但也断断续续观察了多年，似乎可以检验一下。可是，蓦然回首，却有点失望：就连政府的各类政策，大多似乎也作用有限。

 以产业结构为例。在下近20年前就曾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地方的各项产业结构政策无一例外地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鼓励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对1978年至90年代后期福建省制造业的人均资本装备系数的统计分析却让人面面相觑：这20年里，随着经济起飞及迅速工业化，福建制造业的人均资本装备系数却不断下降！直至1995年之后，才略微有所回升。[1]制造业人均资本装备系数的变动趋势与近20年来产业政策指引的方向恰恰相反。这岂不奇了怪？

 仔细想想，却十分正常。原因是：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资源配置方式。对外开放，意味着企业从封闭的国内市场走进浩瀚的世界市场。扩大的市场改变了既有资源的比较优势。过去在计划经济下通过扭曲资源比价形成的那些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中顿失优势，资产随之大幅贬值，相反，过去因为资本短缺、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而大量闲置的沿海地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此时却在对外开放促成的资产再定价中大幅升值，成为在国际市场中最有竞争力的资源。根据世界市场需求，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成为市场化进程中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的最优选择。相反，那些计划经济时期在福建内地山区按照“山、散、洞”原则淘神费力建起来的大小三线企业，尽管技术装备水平远远高于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但却是闭关锁国下的资源错配，加上体制机制问题，一旦国门开放，不仅在国际市场上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没有竞争力。因此，一入市场，顿显颓势，需求萎缩，产品积压，财务亏损。政府基于父爱，屡屡救助，但还是无力回天。不少企业最后不得不破产清盘，资产拍卖，职工下岗，形成“小东北现象”。市场经济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兴起与计划经济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败。两者相向而行，结果就出现了尽管政府频频出台各种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政策，现实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取代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均资本装备系数不断下降的“产业结构低度化”过程。这个趋势直至1995年之后才因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出现技术升级而开始改变。然而，这却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之功，而是增长的经济逐渐改变了资源禀赋。

 当然，有人说这是转轨初期的特例，不具有一般性。2000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而且中国特色是政府主导。如此体制环境，难道有形之手还掰不过无形之手？

 如果观察2000年以来的产业演变轨迹，会发现即使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仍然相当稳定，并不太理会政府频频出台的产业政策。

 就以在下比较熟悉的闽南地区来说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相连。从厦门市中心到其它两市的中心区，距离不上百公里，车程不到一小时。可是，自改革开放起，三个城市的产业就各自为阵，相异但不互补，亦不趋同，更奇怪的是它们长期高度稳定。

 厦门是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真正较快发展是1987年之后，赶上了第一波台商对大陆投资。厦门因此以电子、机械、化工三大产业为主。2010年，厦门这三大产业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厦门全部规上工业总产值的75.4%，2018年，电子及机械两大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占比就高达69.52%，三大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占比高达50.6%。30多年过去，厦门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还是这三大产业。

 泉州地少人多，改革开放前，一些农村，出工是待遇，轮到了才能去。晋江石狮一带，一度盛行海上走私。对岸的电子表，收录机、牛仔服是大宗舶来品。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农民开始兴办乡镇企业。有趣的是他们并不理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政策要求，不去仿制资本较密集、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表、收录机，却选择了技术含量最低，资本投入最小的牛仔服。他们拖出两张条凳，架上卸下的门板，就成了剪裁工作台，一台家用缝纫机，是主要的技术设备、最初的资本投入，自行车驮起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产品和脱贫致富的希望……时至今日，当年全省最穷，人均GDP仅为全省水平80%的泉州，已与厦门、福州并列，是省内富甲一方的第一世界。GDP总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优势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直追世界先进水平。然而，鸟枪换炮，并没有改变泉州产业的大格局。2010年，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皮毛、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三大产业增加值占泉州制造业增加值的43.74%，2018年，更升至47.61%。以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皮毛、羽毛（绒）及其制品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仍然是泉州的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漳州依山傍海，拥有省内最大平原，各类农业资源丰富，号称福建的乌克兰，是样板戏“龙江颂”的故乡。或许正因如此，它的工业化进程比邻居泉州晚了一步，慢了一拍。然而，毕竟身处沿海开放地区，毗邻厦泉，穷则思变，急起直追，这些年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它的制造业结构又如何呢？

2018年，漳州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增加值421.1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26.9%（2010年是23.15%，在制造业中位居第二），占四大主导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44.8%，是特殊钢铁行业增加值的3.62倍、石化工业行业增加值的3.20倍、装备制造行业增加值的1.55倍，大致相当四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药)规上工业增加值之和(437.43亿元)，是漳州市制造业毋庸置疑的大哥大。2018年，食品工业规上工业总产值1572.04亿元，占全省食品工业总产值近三成，产值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年产罐头168万吨、出口42万吨，连续35年居全国第一。在“中国罐头出口十强企业”中，漳州占了4席。饲料产量占福建省饲料产量的近40%。多家企业成为食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14家食品加工龙头企业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漳州的制造业透出浓郁的农味。多年如此，至今不变。

 长期以来，三地政府对本地制造业结构似乎都很不满意。如果翻阅一下三地这二十年来的各个五年规划，你会发现，它们对技术先进型、资本密集型的高新科技产业，新兴产业，诸如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医药、精密机械、航空、汽车、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之类，可谓情有独钟，老想着在五年规划期内培植几个新兴产业，甩掉现在当家但看上去却不怎么高大上的电子、服装、制鞋、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传统”优势产业不但我自岿然不动，而且还大有日益坐大之势，那些大力培植的新兴产业，要么泥牛入海，要么多年新兴而不长成支柱、主导产业，这岂不让宵衣旰食、朝乾夕惕的领导有点失望？十年前，在下到泉州某县级市调研。当地主管经济的官员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我们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发展飞车！在汽车上装上收放自如的翅膀，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起降！人，我从美国请来了，他带着图纸过来，我们把厂房建好，设备一安装，就可以开工生产！近十年了，尚未听说该市飞车下线。当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市场经济（哪怕是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中，就产业发展而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掰手腕，怎么就老占不了上风呢？

 看来，关键在于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所能实际掌控的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以财力计，占GDP的比重，正常情况下，不超过30-40%，扣除维持政治行政体系正常运转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所需，可用于投资者，不但有限而且基本上必须用于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功能是筑巢引凤。各项扣除之后，可用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显然极有限，相对于全社会的产业投资，即使作为杠杆，其作用也相当有限。[2]

 而且，一个产业能在A地区发展而在B地区难以立足，原因多多。泉州漳州，彼此相连，自然禀赋差异却不小。泉州就没有漳州如此丰饶的农业资源，富余劳动力资源只能利用舶来的原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漳州坐拥如此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想不立足农业发展食品工业、饲料工业等，是暴殄天物的罪过啊。

 自然资源之外，人力资源也是关键。人力资源禀赋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地区的产业发展空间。晋江、石狮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技术含量最低的牛仔服作为仿制对象，实在是因为电子表和收录机，对于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来说，是其人力资本所不能及的“高科技产品“。其实，何止晋江、石狮。90年代初，国家在厦门海沧设立了全国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然而园区七通一平之后，海沧的官员却眼睁睁地看着第二波台商投资纷纷越过厦门，落户长三角尤其上海边上的昆山。面对着大片晒太阳的工业用地，官员们不能不沮丧地承认：一张白纸有时是不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长三角尤其是上海边的昆山，有着比海沧更优越的人力资源储备与产业配套能力。在缺乏产业基础及上下游配套的地区进行绿地投资，无异于当年的大小三线建设。全能厂的无效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足以使企业面临破产厄运。相反，一旦产业在某地形成优势，那么，产业链的展开，产业配套能力的形成，社会化分工带来的成本节约，产业集聚的各种溢出效应，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当地劳动力、土地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这也正是产业一旦在特定地区形成竞争优势，此地产业结构将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特定产业在某地的发展促进了特定产业资源集聚，形成产业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此地特定产业资源禀赋综合，因此规定了产业发展路径。产业路径依赖其实是特定的综合资源禀赋对产业发展空间的限定。福建沿海多良港，然而，尽管多地投入巨资，指望着建成大港，能够与厦门竞争甚至取代厦门。然而，多少建成的码头泊位在晒太阳，厦门港至今仍承担了福建省70%以上的集装箱吞吐量。这里的综合资源禀赋，包括了自然资源之外众多的社会、经济、人文及人力资源禀赋。因此，产业优势一旦形成，就不是后来者可以轻易超越的，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锁定了该地区的产业发展路径。此时，有形之手也只能望洋兴叹，徒呼负负，承认现实，顺势而为。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了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3]他指出，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应用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另一类是“特定时点场合情境中的知识”（the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前者是公共知识，可以传递可以共享，后者是私人知识，只能个体利用。因此，市场经济中，“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4]产业发展，说到底是企业问题[5]，是市场问题。是一个“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问题，因此，倚重无形之手，似乎更合理有效。

那么，产业发展上，有形之手就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吗？否。有形之手的作为结果是政策，它来自“科学知识”[6]，它必须而且必然成为社会公共知识。它只能是规则，是全社会所有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市场规则，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维护，是竞争政策。如此而已。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在产业发展上，不亦当如是耶？

【尾注】

[1]李文溥、陈永杰：《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与政策》，《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

[2]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参阅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4]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5]如果没有一批同行业企业集聚在某地，此地谈何产业？某地某个产业的形成，难道不是一个又一个同行业企业在此投资办厂而逐渐形成的吗？

[6]当然，并不是说“科学知识”只能够被有形之手利用，相反，个体在利用“特定时点场合情境中的知识”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必须大量利用“科学知识”。而有形之手在运用“科学知识”时，决策者也仍然要应用他自己在“特定时点场合情境中的知识”，这往往形成了不同决策者自己特有的领导艺术。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4期，总第86辑。